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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玄烨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5年4月24日），在紫禁城景仁宫，世祖

妃佟佳氏诞生一男孩，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即未来的康熙帝。世祖生有

八子，玄烨排行第三。谁能料到八年后，这个尚未涉世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

被扶上皇帝的宝座！他以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

少见的英明君主。

第一节聪颖勤学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

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

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

犹抱憾不已。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

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

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

学的天分。后来，他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

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

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

“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

此不疲”，“好学不倦”，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

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难怪他知识渊博，通古知今，这都得

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他上面说的话，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

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

辞。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至盛年时，

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宫中的严格要求

和他自己的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地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的难得人才。

在玄烨的成长过程中，要特别提到祖母孝庄文皇后对他的精心培育。玄

烨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祖母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

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玄烨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

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

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经过反复

教诲，这些已深深地注入他的幼小心灵之中，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

背。他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尤其

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

题。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

代伟大的事业。康熙二十六年（1687）末，当祖母病危时，他日夜侍药看护，

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他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

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

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他对祖母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甚至已远

远超过对生身父母的怀恋。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他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强，反应

灵敏，模仿大人言行，更为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及。六岁那年，有一次，他同

诸兄弟向父亲问安。福临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

老二福全说：“我将来愿当个贤王。”老五常宁才三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

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一个六岁的孩子，出语不凡，

福临不胜惊讶。看得出来，幼年的玄烨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第二节登大位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

逝。福临在位正值春秋盛年，还没考虑过他身后立嗣的大事。在他病重时，

于燃眉之中作出裁决。他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要

立她的掌上明珠玄烨为帝。福临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违抗母亲的意见，就派

人征询他的外国好友汤若望的想法。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继位最有利。

于是，他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宣布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命威

望素著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为辅政大臣，在玄烨亲政

前这段时期，扶持和辅佐处理朝政。

初九日，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从此清朝的历史便进入以康

熙为标志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玄烨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什么欲望。

他回答说：“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可是，摆在这位幼主面前的道路却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荆榛丛生，

障碍重重，充满着风险和惊涛骇浪。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走过多么漫长

而艰难的道路，要付出多少代价！

康熙帝即位之际，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已接近尾声。顺治十八年，吴三桂

率军入缅甸，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次年，在昆明将永历等

人处死，标志着明清战争的最后终结。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同农

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

等三藩势力，占据云贵、两广、福建等省，已构成威胁中央集权的隐患。此

外，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仍然活动于川、鄂地区，并没有停止对清朝的武装

反抗。以郑成功为首的原明朝将吏还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占据东南沿海，

后退入台湾，继续抗清。因此，大规模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人心并不安定，

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远不是巩固而不可动摇。

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农业

生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由于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

减，生产下降，国家征税，各省无不拖欠。如四川，直到康熙十年，仍是“有

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繁华的江南也是“所在萧条”，人少而“地亦

荒”。这都是对当时经济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军事斗

争也必然反映到上层统治集团之中。于是，又引起皇帝与四大辅臣主要是同

鳌拜集团的斗争。解决和处理这些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

说，却不是一件易事。

国内形势如此，国际环境也并不美妙。不管康熙帝是否意识到，他的处

境同样是险恶的。早在清兵入关时，凶恶的沙俄殖民主义势力正向亚洲扩张，

并已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沿岸，随处建立起军事据点，作为他

们掠夺中国领土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在我国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

来。还在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后期，葡萄牙捷足先登，最先侵占了我国澳

门。然后，荷兰殖民者强占了台湾赤嵌城。还有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不

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他们施以炮舰与传教士这两大武器，企图打开古

老的中国大门，达到他们任意掠夺中国的罪恶目的。

很清楚，无论国内或国际，都潜伏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如处理不当，就

会使某些矛盾一触即发。这种内外的危险局势不能不使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

感到忧虑，临深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一系列的考验摆在立足未稳的清政

府面前。康熙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更是无可回避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的确，历

史的使命，已经无法推卸地落在了康熙帝的肩上。

第三节擒鳌拜

玄烨即位时，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以索尼

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诸如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

们四人之手，不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贯彻。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代理

人，真正是代行皇帝的职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

氏，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随其父归后金。父硕色、叔希福皆

入文馆，为清开国元勋。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办理蒙古事务，

日值内院，深得信任。皇太极去世，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有力地

阻止了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清入关后，多尔衮擅政，索尼遇事不附和，

还据理力争，为多尔衮所忌恨，最终把他赶出朝廷，发充到盛京（沈阳），

看护皇太极的陵寝。直到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才把他召回京，恢复原爵

位，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

正白旗人，也是在努尔哈赤初创业时来归，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他原属多

尔衮部下，很受重用。但多尔衮一去世，他首先揭发其谋逆罪，被擢升为领

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从皇太极时起，就是一员骁将，

积军功最多，赐号“巴图鲁”。清定鼎北京，南下川、贵，他皆摧锋陷阵，

屡建功勋，受赏独厚。因主立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排挤。福临亲政，

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姓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一旗。父额

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其母为和硕公主。他出生在战

争年代，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

索尼等四人都是历三朝或四朝的元老，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

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福临遗命以他们为辅政大臣确是很

合适的人选。但更深的原因是，福临特别是身居幕后的孝庄太后有鉴于同姓

王贝勒如多尔衮等人独擅朝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王争权，严重威胁着皇

帝的权威，所以，宁肯遴选皇室以外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幼主，有利于抑制诸

王权势的增长。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政治上都坚决地站在世祖及孝庄皇太后

一边，同多尔衮进行过斗争，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当多尔衮一死，索尼四人

的权位扶摇直上，位至辅臣。

索尼四人受命之时，宣读如下誓词：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

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

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

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

誓词反映了他们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执政。

在执政的最初二三年里，他们遵循誓言，颇能和衷共济，对清政权的巩固发

挥了积极作用。在军事上，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

完成对全国的完全统一。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日趋稳定，这就为恢复和发

展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四辅臣决策，通令各地安插流民，提倡垦荒，开

奖励条例，显见成效，耕地面积稳步增长。还实行赈济蠲免，以纾民力。四

辅臣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残破的农业出现新的局

面。朝鲜做了这样的评论：“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②四辅臣在

政治上的建树，一是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十三衙门，以重建内务府而代之，

从而便消除了阉宦乱政的可能性。二是整顿吏治，定考核，严奖罚，加强对

各级官吏的监督。这对于扫除前明贪风的影响，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良好

的开端。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他们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它为将来康熙帝

亲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

益公开而激烈起来。按照顺治帝遗命，四朝元老索尼位列辅臣之首，本应发

挥首脑的作用，但其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无意揽权，管不了多少事。在四

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

“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

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

哈不相容。苏资望比其他三人为浅，但以额驸之子入侍禁庭，受到皇帝的特

别恩宠，班行仅亚于索尼。他与鳌拜本是儿女亲家，却对其专横不服，“论

事辄龃龉，寖以成隙”。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矛

盾势同水火。清兵入关后，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本应按原定八旗方位进行分

配，但摄政王多尔衮有意抬高他所属的正白旗地位，擅将蓟州、遵化、迁安

等处应给镶黄旗之地拨给了正白旗，另把雄县、新安、河间、容城等处分给

镶黄旗。尽管这一分配有违旗制，但事已过二十年，“旗民相安久”，如果

重新调换，势必引起旗与旗、旗与民之间的纷争，不利于大局的稳定。鳌拜

属镶黄旗，有意压正白旗，便旧事重提，呈请户部，坚持两旗土地对换，正

白旗土地不足，另拨民地补充。朝廷内外“皆言不便”。属正白旗的大学士

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说：“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

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持

反对意见。鳌拜大怒，即以此事，谋兴大狱，下刑部议罪，必欲置之于死地。

年已十三岁的康熙帝召四辅臣询问。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对鳌拜“坚奏

苏纳海等应置重典”一事不表示反对，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康

熙帝看出辅臣意见分歧，没有批准。专横的鳌拜根本不考虑康熙帝的意旨，

还是假借皇帝的名义，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死。

更换旗地一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怨更深。索尼对苏早有厌恶之感，而

对鳌拜专权亦有不满，毕竟同属两黄旗，根本利益一致。遏必隆与鳌拜同旗，

结为一党，凡事附和。这就给他专权、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开了方便之门。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于七

月，举行亲政大典。鳌拜却不愿归政皇帝，企图继续把待朝政，这就使他从

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冲突。索尼一死，鳌拜更无

所顾忌，竟以首辅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苏克萨哈处处予

以抵制，主张政务已归皇帝，辅臣无权总揽一切。鳌拜专权受阻，怀恨在心，

对苏克萨哈动了杀机。

苏克萨哈感到难与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产生引退之念，向康熙

帝乞请辞职，允许他去守护先帝陵寝。鳌拜乘机诬陷，以其心怀不满，不愿

归政皇上为大逆论，罗织罪状二十四款，拟处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

旦磔刑，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两人处斩，家产籍没，还拟处死其族

人。康熙帝以为处分太过，“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无臣礼，“攘臂上前，

强奏累日”。帝无奈，仅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余均从所议。刚刚亲政，而

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四辅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听，鳌拜则为所欲为。他在朝廷内

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如内秘书院、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等首脑，都

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据要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

从而完全控制了国家中枢机关。这一局面，连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

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在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

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

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亲信，

“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如，他颁

布“圈地令”，掀起了继多尔衮之后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议起，旗民失

业者数十万人”。他对逃人的处罚更严于前，规定种种严刑苛法，“株连穷

治，天下嚣然”。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众，高声

喝问”。鳌拜如此擅权，已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因而引起了年轻的康熙

帝和隐居宫闱的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虽年少，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

他每天按例与辅政大臣一起听政，提出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回忆说：“昔听

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谓伊

等：此内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

必慎焉。”他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天天亲临乾清门听

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这时，康熙

帝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康熙帝忧虑鳌拜势大难制，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于是，

他以弈棋为名，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后，

康熙帝下令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作“布库之戏”

（即扑击、摔跤），陪他娱乐。鳌拜对此不为备，而康熙帝却在等待时机成

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汝等皆

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众少年同声回答：“独畏皇

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恶，授计捉拿。当宣召鳌拜进宫时，他毫无思想

防范，康熙帝指挥众少年“立命擒之”。这一场面，形同儿戏，但毕竟把鳌

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贼先擒王”的谋略，乘其无备，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

为首的政治集团顷刻瓦解，骨干分子纷纷束手就擒。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奉康

熙帝之命，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事实，列出大罪三十条，判处其死刑，籍

没其家，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康熙帝又亲自审问一次，核实犯罪事实。他

指出：

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

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

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为，文武官员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班布尔善、

穆里玛、马尔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

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

康熙帝谕旨，对鳌拜及其党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鳌拜乞请再见

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他请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

上留下的伤疤”。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极以来一直为国家建

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革职拘禁，其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

终身禁锢。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释放。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

处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从宽处罚，将死刑改为革职夺爵。一年后，命

以公爵宿卫内廷。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干人物如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

弟、侄数人均处死。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

康熙帝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鳌拜在辅

政中作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个人专权不仅为

康熙帝所不容，也与加强中央集权所不许。尤其是他独掌朝政时推行某些过

时的政策，又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威胁清政权的巩固。因此，鳌拜的覆灭是

必然的。康熙帝为维护皇权的集中统一，欲实行开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

抱负，就必须铲除鳌拜集团，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这是

值得肯定的。康熙帝解决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

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鳌拜等人看轻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

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因素。从这一事件中，已经使年轻的康熙帝崭露头角，

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胸怀。

第四节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为时不久，

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

内战的深渊。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的斗争严重得多。它对于才迈入青

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还在顺治初年，汉官名将吴三桂以平西王镇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治

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此三藩之设，并非任

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东南沿海及两

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清政府意

识到，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

因此当他们中有的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

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谥”，不准辞。后在桂林围城战中，

城破，孔有德举火自焚死。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

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仅此

两例，足以说明，顺治帝一意依赖汉军守边，实则是皇太极实行的“以汉攻

汉”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藉以“屏藩王

室”。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

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首先，三藩兵权在握，各

拥兵自重。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

人。合兵力万余人，此系嫡系部队，“而旗下所畜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

兵。三藩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合甲士万余人，另有

绿旗兵一万二千人，丁口数万。除此，还有收降的农民军将士一万二千余人，

分置十营，各以一名总兵统辖。至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拥有七万人

的强大武装力量。三藩掌握南方数省兵权，自拥重兵，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

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政治上种

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

忠“横征盐课”，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走私贸易，毫无顾

忌。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

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总之，一切“利归王府”

。人们不禁感叹：“藩府之富几甲天下”！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三桂享有比他们

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

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

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

平西王管理”。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

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

遍天下”。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

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

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三桂的实力比

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

为己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以顺治十七

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

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

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

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因此，“天下财

赋，半耗于三藩”，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

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

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之势。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

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土司

的叛服无常和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

速膨胀。三藩横行南疆，影响及于全国，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

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

宫中柱上”。他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已构成国家的心

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时刻思虑

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归

老辽东”。这就给康熙帝提供了解决三藩问题的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

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对他这一主动行动给予高度评价。三桂与精忠得此消

息，心不自安。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京师“希探上意，驰书于桂，令亦如尚、

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吴三桂依计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

请求撤藩，与此同时，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康熙帝当机立断，一概批准。

但对吴三桂是否也撤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除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

等极少数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吴三

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如将吴三桂迁移，还得派兵去

镇守，耗费大，不免骚扰地方，不如令三桂继续留镇。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

会同户、兵两部，又扩大到九卿科道，几经讨论，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

最后仍请康熙帝裁决。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八月二十四

日，康熙帝以手诏勅谕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但念

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

他特别强调指出，撤藩之举，使吴三桂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日夕觏止，

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他向三桂保证，迁移安插都已妥善，“王到日，

即有宁宇”。康熙帝在这份手诏中，温语洋溢，关怀有加，丝毫看不出朝廷

对他的疑忌，但他明

1.祭月、赏月、拜月

《礼记》早有记载“秋暮夕月”，意为拜祭月神，逢此时则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香案。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在少数民族中，同样盛行祭月的风习。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着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而云南傣族在

2.拜月

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到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明清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等古迹。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饮酒赋诗，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如杜甫《八月十五夜月》用象征团圆的十五明月反衬自己飘泊异乡的羁旅愁思;宋代文豪苏轼，中秋欢饮达旦，大醉而作《水调歌头》，借月之圆缺喻人之离合。直到今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欣赏皓月当空的美景仍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3.观潮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中秋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赋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明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和宋吴自牧《梦粱录》也有观潮记载。

4.燃灯

中秋之夜，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如今湖广一带仍有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江南一带则有制灯船的节俗。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今人周云锦、何湘妃《闲情试说时节事》一文说：“广东张灯最盛，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竖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满城灯火不啻琉璃世界。”看来从古至今中秋燃灯之俗其规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

5.猜谜

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动，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6.吃月饼

中秋节赏月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7.赏桂花、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

8.玩花灯

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

9.烧塔

南方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

中秋节的地方习俗

南方

广东潮汕各地有中秋拜月的习俗，主要是妇女和小孩，有“男不圆月，女不祭灶”的俗谚。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惯，潮汕有俗谚：“河溪对嘴，芋仔食到”。八月间，正是芋的收成时节，农民都习惯以芋头来祭拜祖先。这固然与农事有关，但民间还有一则流传广泛的传说：1279年，蒙古贵族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对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马发据守潮州抗元，城破后，百姓惨遭屠杀。为了不忘胡人统治之苦，后人就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以此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中秋夜烧塔在一些地方也很盛行。

江南一带的民间在中秋节人习俗也是多种多样。南京人中秋爱吃月饼外，必吃金陵名菜桂花鸭。“桂花鸭”于桂子飘香之时应市，肥而不腻，味美可口。酒后必食一小糖芋头，浇以桂浆，美不待言。“桂浆”，取名自屈原《楚辞·少司命》“援北方闭兮酌桂浆”。桂浆，一名糖桂花，中秋前后采摘，用糖及酸梅腌制而成。江南妇女手巧，把诗中的咏物，变为桌上佳肴。南京人合家赏月称“庆团圆”，团坐聚饮叫“圆月”，出游街市称“走月”。

明初南京有望月楼、玩月桥，清代狮子山下筑朝月楼，皆供人赏月，而以游玩月桥者为最。人们在明月高悬时，结伴同登望月楼、游玩月桥，以共睹玉兔为乐。“玩月桥”在夫子庙秦淮河南，桥旁为名妓马湘兰宅第，这夜，士子聚集桥头笙箫弹唱，追忆牛渚玩月，对月赋诗，故称此桥为玩月桥。明亡后，渐渐衰落，后人有诗去：“风流南曲已烟销，剩得西风长板桥，却忆玉人桥上坐，月明相对教吹箫”。长板桥，即原先的玩月桥。近年来，南京夫子庙已重新修葺，恢复明清年间的一些亭阁，疏浚河道，待到中秋佳节时，就可结伴同来领略此地的玩月佳趣了。

江苏省无锡县中秋夜要烧斗香。香斗四周糊有纱绢，绘有月宫中的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面插有纸扎的魁星及彩色旌旗。上海人中秋宴以桂花蜜酒佐食。江西省吉安县在中秋节的傍晚，每个村都用稻草烧瓦罐。待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这时就会有香味飘满全村。新城县过中秋时，自八月十一夜起就悬挂通草灯，直至八月十七日止。婺源中秋节，儿童以砖瓦堆一中空宝塔。塔上挂以帐幔匾额等装饰品，又置一桌于塔前，陈设各种敬“塔神”的器具。夜间则内外都点上灯烛。绩溪中秋儿童打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发辫状，浸湿后再拿起来向石上打击，使发出巨响并有游火龙的风俗。火龙是以称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游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

四川省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外，还要打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有的地方也点桔灯，悬于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叫做“舞流星香球”。嘉定县中秋节祭土地神、扮演杂剧、声乐、文物，称为“看会”。

北方

山东省庆云县农家在八月十五祭土谷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主也在中秋节宴请佃户。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品叫“麦箭”。山西省潞安则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县则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在中秋夜有守夜之俗。河北省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若中秋节下雨，当地人则认为青菜必定味道不佳。陕西省西乡县中秋夜男子泛舟登崖，女子安排佳宴。不论贫富，必食西瓜。中秋有吹鼓手沿门吹鼓，讨赏钱。洛川县中秋节家长率学生带礼物为先生拜节，午饭多于校内聚餐。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外，还有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中秋节的民族习俗

蒙古族

蒙古族人爱做“追月”的游戏。人们跨上骏马，在银白色月光下，奔驰在草原上。他们朝西放马奔驰，月亮由东方升起，坠落西方。执着的蒙古骑手，不到月亮西下，“追月”不止。

藏族

西藏一些地区的藏族同胞欢度中秋的习俗是“寻月”。是日夜晚，男女青年和娃娃们，沿着河流，跟着倒映水中的明月，把周围河塘中的月影措遍，然后回家团圆吃月饼。

广西侗族

广西侗族有“行月”的习俗。中秋夜临，各山寨的芦笙歌舞队，踏着一路月光，行至临近山寨，和那儿的寨民相聚赏月，赛歌赛舞，彻夜长欢。

云南德昂族

云南德昂族“串月”。云南潞西的德昂族青年男女，每逢中秋月明高挂，分外明亮的时候，山头塞尾，不时传来一阵悠扬动听的葫芦笙，男女青年在一起“串月亮”倾诉衷情。有的还通过“串月亮”送槟榔、送茶订下婚约。

云南彝族

云南彝族过中秋的传统习俗是“跳月”。入夜，该族各个村寨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在山村中的开阔地，一个个束腰披纱的姑娘们和头缠布带的小伙子们以及老头、老太太、小娃子们都激情地载歌载舞，尤其是那些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对歌，仿佛月亮也听得为之动情动容，越发显得妩媚皎洁。

仡佬族

仡佬族在节前的“虎日”，全寨合宰一头公牛，将牛心留到中秋夜祭祖灵、迎新谷，他们称为“八月节”。

朝鲜族

朝鲜族则用木杆和松枝高搭“望月架”。当明月升空时，请数位被推选出来的老人攀上望月架。待老人望月之后，再点燃望月架，敲长鼓、吹洞箫，一起合跳《农家乐舞》。[1]

广西西部壮族

广西西部壮族的“祭月请神”活动更典型，每年夏历八月中旬，有的就在中秋夜，人们在村头村尾露天处，设一供桌，供放祭品和香炉，桌子右边树一高约一尺的树枝或竹枝，象征树，亦作月神下凡与上天的梯子，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月亮神话因素。整个活动分为：请月神下凡，由一名或两名妇女作为月神的代言人;神人对歌;月神卜卦算命;歌手唱送神咒歌，送月神回天四个阶段。

黎族

黎族称中秋节为“八月会”或“调声节”。届时各集镇举行歌舞聚会，每村由一“调声头”(即领队)率领男女青年参加，互赠月饼、香糕、甜粑、花巾、彩扇和背心，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入夜便聚集在火旁，烤食野味，痛饮米酒，开展对歌演唱，未婚青年趁机挑寻未来的伴侣。

究中秋节之来源，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亮有关。赏月、拜月、吃团圆月饼等，均源于此。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扩展资料：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关于中秋节的由来起源和传说习俗：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