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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信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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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据统计，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的5%。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奥地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000万之众。

客家人

客家人，又称为河洛郎。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

客家人的历史

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是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是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因为身在异乡，对于故乡河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的眷恋，自称“河洛郎”。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客家人常常以那些英才男儿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还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迁是在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

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朝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迁是宋南渡及宋末时期。金人入侵，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除以上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

据统计，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的5%。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奥地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000万之众。

客家先祖原本居住在北方，后来搬迁到江南，分住赣、粤、闽、湘、台、琼诸省，并逐渐散及国外，漫布全球。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也是客家人数最多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客家”这一称谓的来历是与客家先民的迁徙相关联的。对其居住地而言，这些人是从别处搬迁过来的“客”，可以说，离开了迁徙就不会有“客家”这一称谓。

客家人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早期则主要是源于灾害的胁迫。诸如残酷的战争、水、旱、虫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打击及瘟疫的流行。中国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的战乱，几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迁徙。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就有过客家先民的大迁徙。试想，在漫长的岁月里，“五胡十六国”，战火不断，哀鸿遍野，不逃离能活命吗？据说我们陈氏先祖就是在那个时期离开豫西故土辗转来到江西最后定居赣县的。“月是故乡明”啊，开始，先民们也许只想暂时客住一段时间，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于是建造房舍，开垦田地，畜养猪牛，长久地居住下去。由暂时的客住到长久的家居。就这样，也就永远的“客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迁徙。据说秦始皇为了建造阿房宫，驱赶数万“木客”往赣南兴国伐木，没累死的后来就留在了当地，这大概便是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

迁徙的过程肯定是艰险的。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安家过日子。客家先民披荆斩棘，排除险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们终于挺过来了，形成今天这样一支有着数千万人丁的兴旺发达的民系群体。

迁徙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建房造屋安下家来。一位客属长者说：“安家最重要的是定屋场的位置。怎么定呢？要看风水。这个风水，不是地理先生讲迷信的那个风水。主要是采阳光，看风向，近水源，傍硬山，择高地。而坐北朝南、向阳背风、柴近水便、视野开阔则是理想的选择。”

人们常常赞叹客家人的勤劳、勇敢、坚毅和机智。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群体，由于先民数代屡次长途的迁徙，它自然比其他群体更多样更深层次地体验了社会实际和生产实际，它也就必然受到了更多的锤炼和滋养，积累了更多的处理与自然界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的经验。因此，客家群体中出现过大批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企业家……

有关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客家三州”为嘉应州、赣州、汀州。

说到客家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土楼了，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客家，会同时出现很多关于土楼的条目。如果你是集邮爱好者的话，你应该注意到了中国民居邮票里的福建民居之中有张便是客家的土楼。由于客家人居住的大多是偏僻的山区或深山密林之中，当时不但建筑材料匮乏，豺狼虎豹、盗贼嘈杂，加上惧怕当地人的袭扰，客家人便营造像土楼似的“抵御性”城堡式建筑住宅。在福建，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而圆楼相对少见。

关于土楼的一个笑话估计大家还有印象：据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拍照侦察，惊讶地发现在我国福建省的山区里分布着很多的不明大型建筑，或圆或方，经过分析认为是“导弹发射基地”，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可小觑。直到中美建交后，美国人才知道那些所谓的“导弹发射基地”实际上是客家典型的民居——土楼。

当然客家的豆腐同样也是很有名的：客家酿豆腐、四川麻婆豆腐、湖南臭豆腐，后两个只能算是小菜小吃，唯有客家人把豆腐上升为大菜、主菜。甚至他们闹新房的歌曲里都有豆腐，例如有一首这样唱道：

新买磨石圆叮当，

一心买来磨豆浆，

三更半夜磨豆腐，

呀呀啮啮到天光。

一：客家渊源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根据资料显示，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其中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0万、泰国约50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

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是历代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或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其先民迁徙有以下几个时期：

（一）秦汉统一中国，中原移民开始南下。

1、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六十万灭楚“南征百越之君”，集结余干之水的秦军，于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郡后，即分兵南下，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

2、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十万人守五岭，即赵佗“将卒以戍越”。由是观之，闽粤赣边有两支秦军屯戍，一戍南野之界，一戍揭岭。

3、秦始皇三十四年，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浈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4、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徙民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5、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

6、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都搬走了，是地只留下秦中县徙民的后裔。这说明自此起，闽粤赣边居民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

（二）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原人民避难，有一部分人迁入闽粤赣边区。

东汉末年，中原人民避难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迁主要由海道而来。

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

永嘉之际，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众。

（三）唐代安史之乱，战祸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原人民大量南逃。

（四）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人民避难者又大批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唐末至宋、闽赣边人口激增。

（五）宋南渡与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难至粤中与闽粤赣边地区。

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皇太沿走洪、吉、虔州，皇太回临安。这些士民没有随太后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滞留赣南各县。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六）除以上所述因战乱大规模南迁外，中原人民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来，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者。

从以上史料看，客家先民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化吸收畲、瑶、蛋、木客等南方少数族群壮大了客家队伍。

二：客家礼仪，习俗

（一）传统婚嫁习俗

说媒过去客家男女青年，十六岁以后就可托媒人说媒，介绍婚事。一般是由男家父母托媒去女家说，也有女家请媒人先访男家的。

看妹子男女两家通过央媒说合，如双方都有意，就约定时间“看妹子”。

写庚帖双方同意后，就要互告男女生辰八字。回去后，各请算命先生来“合八字”。如八字合得来，不会相冲相克，就写出庚贴（俗名婚单），各置于香案之上，如三天内无不祥之兆，这门亲事就定下来（如八字不合，男方要把女的庚贴送还女家）。

编红单也称“开红婚帖”，或叫讲财礼。由男方父母，宗亲和媒人一起到女家，将男方要送给女家的财礼开具出来。红单中有的还要写上回婿礼品，如帽、银花、衣服、鞋、袜等。开红单过程中，双方会讨价还价，最后协商敲定。红单开完后，男女双方还要交换信物如戒指、手帕等。最后男方来人在女家吃完中饭回去。

定亲也叫“大扎”，即再次正式把婚事确定下来。男青年及其父母等要去女家，送去猪头、鱼、肉等，女方父母、哥嫂、叔伯、外祖父母等都要出场。吃完中饭后，女孩子要出来见面，称男家父母为爸妈，两家父母相互称亲家、亲家母。

看家方即女方到男方去看家庭，时间有的在“大扎”前，有的在“大扎”后，女方去的人除女孩子及其父母亲外，姑嫂、姐妹等都要去，大大小小十几人，不带礼品，就是带一点，男家也不敢接。

送日子婚事定下以后，男方要请算命先生择定过门日子，包括新娘出门的日子、时辰，到男家后归门的时辰，此外女方裁红衣、男方铺床的日子也要同时择定。

送菜和抬嫁妆新娘过门前一、二天，男家要请宗亲将红单规定的聘礼和鱼、肉、禽、面条等物，由十多人送到女家，回来时就把妆奁、家俱等带回男家。

迎亲也叫接亲或过门。婚期前一天，男家要去十多人到女家接亲，有鼓手乐队，有放鞭炮的，有抬花轿的，有烧香的（要到女方的祠堂、庙宇、社公烧香），一个挑担的，一头挑带路鸡（一公一母），另一头是酒和松明，一个女的要带上新娘穿的衣服，还有扛木箧的二人，要扛去鱼、肉、酒、糕饼、香烟、鞭炮、蜡烛等物，媒人也要去，新郎有的去，有的不去，如新郎同去，新郎也要做轿，放鞭炮的是男方的全权代表，随带红包一、二十个。

接亲的人到女家后，先吃点心，然后由女家二人带着到祠堂烧香敬祖。女家在中午或晚上，要设宴请客。

新娘动身一般是在半夜子时或卯时，越走天越亮，象征走向光明，再是晚上出门，也不会碰到抬棺材等不吉利的事。迎亲队伍前面是打灯笼的，接着是吹鼓手，花轿在中间，后面是接亲的人。

新娘到达男家，如还不到所规定的入门时辰，就要在大门口坪上或在门外旁边房子等候。入门一般是早上七、八点或八、九点，有的甚至要等到中午。到了入门时辰，新娘要踢轿门，由男方的伴娘将新娘牵出轿，然后在大门口“过火堆”，新娘从用杉树枝烧起的火堆上跨过，才进大门。

拜堂新娘在鼓乐声中进到大厅以后，就开始拜堂。大厅摆设香案，东边站父母、长辈，西边站外戚，北边站房亲，南边站小辈。拜堂前，外家要给新郎挂红，用五尺长的红布披在新郎身上。

口念：“手拿幡红五尺长，一心拿来扮新郎，扮得新郎生贵子，早生贵子中个状元郎。”拜堂时，新郎站左，新娘站右，由礼生叫：一拜天地，二拜祖先，三拜高堂，四夫妻对拜。

最后是亲戚见面，要给新娘红包。拜堂毕，伴娘用红罗将新娘牵进新房，新郎新娘在鞭炮声中从房门口向大厅撒喜糖。然后新郎新娘吃交杯酒。伴娘用托盘捧上一只鸡，边端酒边讲：“团团圆圆，璧合珠联”，“观音送子，早生贵子”；“夫妻和好，白头到老”。（此礼仪在梅州地区亦已不常见，被现代婚礼模式取代）

中午办酒席，吃婚宴，用高声地炮邀客，每半小时放一次，酒席开始入席时放三响。接着由礼生报名单，一桌二个上席，按辈分和亲疏，先安排上席就座，然后其他人随便入席。男女宾客分开就席，新郎新娘要到席上敬酒。

闹房闹房一种在大厅闹，一种在新房闹，也有先在大厅闹，后到新房闹。闹房期间，鞭炮隔几分钟放一次，一直闹到午夜方停。

回门也叫“转门”。一般是婚后第三天或第五天，由女方派新娘的姐妹等女眷来请新郎新娘一起去做客，媒人及新郎姐妹也同去，共7-14人，吃罢午宴，当天回来。

送满月结婚后一个月，新娘娘家要来送满月，同时送来小鸡、蔬菜、种子、谷种、豆子等，示意五谷丰登，财丁兴旺。

（二）传统喜庆习俗

1.诞生礼仪

标志着一个人出生的庆贺和祝福，是人生中的开端礼仪。

催生出嫁女儿怀孕快分娩时，一般是婴儿出生前一、二十天，娘家要带着鸡、鸡蛋、面条、粉干等来到女儿家“催生”，有预祝平安出生之意。如母亲已不在，则由嫂子去催生，中午要设宴招待。

小孩出生后，女婿要带着鸡、蛋、米酒（有的带几十斤）到岳家去报喜，外婆家要请客，至亲友好都会来参加，以表示祝贺。外公、外婆会回赠鸡和红蛋。

做三朝小孩出生三天，要做“三朝”。先给小孩洗澡，请接生婆吃饭。外婆会送来大公鸡、鸡蛋、面条、糯米粉等。要做“三朝酒”，宴请外婆及亲房。有些地方还要给至亲亲友送红蛋，亲友在满月前会回送鸡、鸡蛋、面条等物。

做满月婴儿出生一个月，要做“满月”，外婆会送来大公鸡（很多地方送大阉鸡）、鸡蛋，还会送来婴儿穿用的衣服、小被、帽子、项圈、风衣、裙、银手镯和背带等，舅舅、舅母、姨姨等女家亲戚，一般都送小母鸡、鸡蛋、衣服、布料等，姑姑、叔伯等男家亲房也会来庆贺。

一百天小孩出生100天，也要庆贺。这一天，外公和女家的伯叔会拿公鸡来庆贺，其他亲属一般都要给婴孩送红包。

做周岁孩子出生一周岁，要做“周”，庆贺孩子“得周”。周岁比满月更为隆重，来庆贺的客人也更多。

2.成年礼仪

客家的成年礼仪分男、女两种，男子的成年礼仪叫做“冠礼”，女子的成年礼仪叫做“笄礼”。（现在好像已经无此礼仪，至少在我所在地（世界客都——梅州）没有了）

3.寿诞礼仪

做生日客家人与各地的习俗一样，每年做一次小生日，十年做一次大生日，但以做大生日较为普遍。从十岁“启十”起，一直做到四十或五十岁，到了六十以上，可称为祝寿。做生日要吃寿面和荷包蛋，示意长寿百岁。（此习俗亦已简化，只做大寿：六十岁以上）

祝寿祝寿时，出嫁的女儿要送来大公鸡，还要送寿衣、寿帽、寿饼、寿鞋、寿袜，从头到脚一整套，父亲做寿，同时也要给母亲送上一整套，此外还要送来寿轴、喜炮、寿烛、公鸡以及寿桃、寿面、寿饼、寿酒、寿肉等。其他人来祝寿，一般亲友送寿幛、寿联，或者再加上送礼金。

不少地方，七十岁以上高龄、子孙多、家境较好的老人祝寿，要举行拜寿仪式。

客家人生日和祝寿，是知情人自行送礼，上门祝贺，先贺后请；除内亲、至交有发请帖外，不贺不请。

4.建房迁新居

客家人把建房和乔迁新居亦视为重大喜庆之一，要进行隆重庆贺。

建房时，房屋定位，房门定向都要请堪舆先生测定，竖柱上梁时，要张灯结彩，贴红联。新房建成后，要在入宅的前一天晚上，进行“驱邪”、“除煞”，然后才能迁入居住。

迁入新居时，要随带灯笼（或油灯）、火笼、秤等进屋，还要带一窝小鸡，蒸一甑饭捧进新屋，以示新丁兴旺，喜气盈庭。迁新居要办“入宅酒”，宴请亲友和建屋工匠及帮工等。菜肴中要有韭菜、豆腐、猪肠、猪血和米糕等，示意长长久久，发财高升。

（三）客家酒俗

客家人十分好客，每当亲朋戚友到来，他们都喜欢以家酿米酒相待，这种米酒又称“水酒”，如是初开坛提取的酒，称之为“酒娘”。这种“酒娘”好喝，度数虽然不高，但后劲大，容易醉人。他们在喝酒时，很注意礼节。

客家人喜欢使用四方桌，俗称“八仙桌”，一种可供八个人同坐的木头桌。上座时，他们很重视席位的安排，一般按亲朋戚友的尊卑入席就座。宴席间的大小位，是这样安排的，如正厅只排有一张桌子，这时以面对大门的左侧为首位，右侧为第二位。然后从左到右，穿插论序，面对正厅的右侧为最小。如果安排二张桌子，这时候以左边桌位为大，右边为小，席位大小也是穿插而行。如果安排三桌，称之为“一品席”，这种情况，以首席为尊。如果安排五桌，一般要排成“梅花席”。

宴席间第一回斟酒（亦称筛酒），是按尊卑长幼次序先后斟酒，最后再给自己斟酒。酒斟好后，酒壶嘴不能对客人，要对着自己，否则就是失礼。敬酒时，敬酒者要站起来，左手摁胸（表示尊敬和诚意），右手举杯讲几句祝颂的吉祥语，并且要先喝表示敬意。有人迟到，视不同情况罚酒1-3杯，妇女半杯。如中途退席，要喝1-3杯，才能离席。

客家人喝酒时，为了增添酒兴和热闹气氛，在各种宴会场合，或俗、或雅、或简、或繁，都有猜拳助兴的习俗。猜拳时还有一些规则，比如出三时，不能拇指、中指、食指一起出。出一时，大拇指要侧向，不能往上翘。出二时，如使用大拇指、食指表示，出手时要侧向，不能象灯驳壳枪一样食指指向对方，以表示礼貌。

客家人酒令，具有丰富的知识性。猜拳的数字从零到拾，如猜中双方所出的手指合计数，即为胜方。如双方同时猜中或均未猜中，也有采取“四字式”叫法，比如猜“一”时叫“一品高升”；猜“二”时，叫“两家和好”；猜“三”时叫“三星高照”；猜“四”时叫“四季发财”；猜“五”时叫“五子登科”；猜“六”时叫“六六顺心”；猜“七”时叫“七巧成图”；猜“八”时叫“八仙庆寿”；猜“九”时叫“九久长长”；猜“十”时叫“十全十美”。所以喊的就是吉祥语。

喝酒猜拳时，一般以三杯酒为一组，输拳者喝酒，三杯酒喝完就算过关。如余兴未了，可再来一组或几组。如需请人代拳、代酒，应和对方协商，，征得对方同意才行。除了猜拳斗酒外，还有出手指点数字斗酒，做法是席间指定一人为首，按大家所出手指的总数，算到谁，谁就得喝一杯，例如大家所出手指是六，从为首者算起，到第六位即为喝酒者。另外也有“转汤匙”斗酒的，桌中摆一个汤匙，由一人旋转汤匙，待汤匙停止转动时，汤匙柄指向谁，谁就得喝一杯。除外还有“猜单双”斗酒的，在手心中任意放入一枚或两枚硬币，让别人猜单、双，输者喝酒。

客家人酒令花样多，有文化的人还喜欢“字词令”（包括地方特产令、农谚令等）、“诗词令”，此外还有“通令”（多是别出心裁，涉及意趣，令人忍俊不禁。），包括猜谜等。客家人喜欢通过酒规酒令、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游戏，增添酒兴，消除寂寞困倦，直至尽欢尽醉。

（以上资料参考互联网）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习俗礼仪都是传统礼仪，现在有些礼仪已经简化，甚至不再举行

（四）客家人好客多礼

客家人不但好客而且多礼，在狭窄的路上相遇，会主动让路，年轻的让年老的，男的让女的，大人让小孩，空手的让挑担的，挑轻担的会让挑重担的，挑重担的会让给扛抬的，相互礼让是客家人的美德。

人与人相遇，会打招呼，并相互问好，即使是陌生人，也会以亲人称呼对方，比如遇到与自己年纪相似的人，男的称之谓“老拨”（“拨”是方言，是哥哥的意思）女的则称之谓“大嫂”、“大姐”。如果对方年龄比自己大，男的一般称之谓“大伯”，女的称之谓“婶婆”，如果对方年龄比自己小，则称之谓“老弟”、“老妹”。对开店经商者，男的称之谓“老板”，女的称之谓“老板娘”或“老板嫂”。对工艺人一般都称之谓“师傅”，对医师则称之谓“医生”。小孩称与自己父母年纪相似者谓“伯伯”、“叔叔”、“阿姨”，如果和自己爷爷、奶奶年纪相似者，则称之谓“老爷爷”、“老奶奶”。

客家人很注意人际往来的礼节。“上家过来下家客”，也就是说，上家人到下家来，就会被当作客人一样对待。亲戚朋友之间，每遇喜庆，都会登门相贺。客家人一向热情好客，注重礼节。凡是宴请或吃便饭，都有一定的礼节，如按辈分入席，男女不同席。筵席中来客，依次是首席舅公太（曾祖母外家），其次是舅公（祖母外家），再次为舅父（母亲外家），民间称之为“三代亲”。城里男家结婚宴请时，首席为舅父，其次为舅公太再次为舅公。若首席不到一般不开筵，如果是因故或对主人有成见，不愿到席，主人应把席位留下，让它空着，方可开筵。除“三代亲”为上宾外，姻亲次之，亲属同族则以辈分及年龄分次入座。朋友可以左右随便入座。如果是建房上梁请客的，其首席应是工匠和地理先生，其次为上述的“三代亲”，席次由宴请的主人安排，迟到的要饮酒表示歉意，中途离席要向主人说明原因，并向同席者表示歉意，宴席中间，主人来谢客敬酒时，客人要起立表示礼貌。

平时，如逢客人来到，主人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并请客人进屋坐，同时以烟茶相待。无论是城里或乡下的客家人，屋里都建有小浴室并配备有浴盆，客人来到后，女主人会客气地烧一大锅开水，用水桶装着，拿进浴室，同时还会提进一桶冷水，让沐浴者对渗着洗，使水温不会过热或过冷。让客人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消除旅途的疲劳。“一家来客，四邻接待”这是山村客家人的风俗。无论是谁家来客，左右邻居一般都会炒煮几碟菜肴，温热一壶糯米酒，端到来客人的邻居家里，摆上餐桌，并亲为来客斟上一碗酒，请客人品尝自己的家酿和自己烹调的的菜肴。即使邻里之间曾发生过口角，也会不计旧时怨恨，照样提着酒壶端着菜肴，到邻居家款待客人，这样一来，邻里之间便会和好如初。

如逢年节，亲友之间都会互相拜年，拜年时往往会包一个红包，并且带一包如冰糖、红糖等之类的食品做为礼物，主人必定会留客人饮酒并佐以各种腊味，在和亲戚朋友饮酒时，主人会夹一块鸡肉或鸭肉放进客人的碗里（每头鸡、鸭一般切成9至11块），另加二个圆蛋，以示敬重，如果是稀客，要以鸡腿或鸭腿相待。客人回家时，主人会把红包（另添点钱）及礼物退回，表示敬重。客人辞别时，主人应让客人先行，如客人年老体弱，出门时主人会小心搀扶，或让小辈送他（她）归回家中。

（五）：传统岁时习俗

过年“百节年为首”，客家人与全国全省多数地